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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芒儒家文化最大的遗产习惯性的虚伪和集体

邓小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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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芒(1948-),原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西方哲学研究所所长,现任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 着有《思辨的张力》、《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要义》(合着)、《黄蓝交响曲》(合着)等,并翻译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理性”和“实践理性批判”。 主要研究德国哲学、美学、文化心理学、中西文化比较等。

儒家文化最大的遗产——习惯性的虚伪和集体无意识

文字| 邓小芒

自从我的拙文《儒学与我》在《探索与争议》杂志上发表半年多以来,关于“我是批判儒学的儒家”的“怪论”引起了很多讨论,并有大致分为两种。

一是批判儒家的政党。 有人说你邓小芒为什么给自己戴上儒家帽子? 这将是你一生名誉上的污点。 有人说连邓小芒都妥协了,可见舆论压力。 多么可怕! 一类属于捍卫儒家的一方。 有人得意洋洋地欢呼,说这是儒家阵营的“胜利”; 还有的人自认为是儒家的正宗代表,不屑地宣称:我们不承认你是儒家! 给人一种入党申请被支部书记拒绝的感觉。

所有这些争论都是基于误解。 我的初衷并不是要向儒家伦理让步,也不是想混入儒家阵营当“卧底”,而是想以一种公开的自我批判的态度,向儒家伦理更深层次推进,“使在中国人的潜意识中确立了“集体无意识的隐藏基础被暴露、触及和质疑”。

当然,即便如此,这种潜意识基础也无法被彻底摧毁,更谈不上清除,但“它至少可以为中国人建立一个深刻反思的自我意识结构,摆脱过去不反思的自满情绪”。 心理学”,打破自我认知和完善的封闭状态,为接受外界新的思想和价值观开辟道路。

因此,我个人的表述看似是试图与儒家传统达成某种沟通和共识,但实际上我的态度是对这种共识更深层次的自我批判。

我并不把儒家学者视为一些老古董、一群怪人、不可理喻的顽固分子,而是像我一样的中国人。 我对他们所认可的大多数价值观抱有同情的理解; 但我还是想批评他们。 思想观念实际上是反思自己的同情认识。

而反思和质疑的标准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全是来自西方的价值观,而是长期受到西方社会经济文化影响并深受其影响的当代开放中国的现实生活。 它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西化”,加入了全球化时代浩浩荡荡、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

在人文领域,学者最忌讳的就是在文本之间徘徊,或者陷入对过去的怀念中无法自拔。 在新时代、新历史条件下,我们反思过去,着眼现实,面向未来。 这是儒家文化的复活之道,也是中国传统文化重塑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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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孔子博物馆

首先,要将儒家文化视为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就必须跳出儒家思想的具体琐碎细节,把握其整体精神。 这种精神几千年来主导了中国人的思想,几乎是无处不在的。 程度。

今天许多儒家学者的做法恰恰相反。 他们的研究充满了摘录和繁琐的考证。 这些考证“不能超越前人两千多年所积累的学术底蕴,但却为近代学者的学前教育添砖加瓦”。 由于前人的技艺无可比拟,错误和遗漏不计其数。”然而,他们热心读经、解释圣经的态度,却为他们赢得了知识“扎实”、方法“纯正”的美誉。

两年前,李明辉先生劝我先坐下来,先读十年儒家经典,再谈儒家思想。 我相信他的用意是好的,也许他看到我是一个可以学习儒家思想的“好苗子”。 如果我估计自己能活到两百岁,也许我真的可以考虑一下他的建议,也许我什至可以将儒家思想提高到超越古人的水平。

但我没有那样的野心。 每当遇到需要研究儒家经典的问题时,我宁愿看书或者上网查以往公认的权威学者的研究成果。 我想今天,当代学者如果想在考据方面与古人较量,除非发掘出早已失传的原文,否则基本上是在做无用功。

而且,儒家文化之所以成为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并不是这些考证努力造成的,根本无法从这方面来解释。 今天我们能做的就是拓宽视野,拉开距离,从地球另一端的文化角度来看待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整体。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握儒家文化的整体格局,以及它成为我们集体无意识的原因。 整个故事。

这就是所谓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因身在此山”。

其次,要避免当代儒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的不信任知己、强解古人的冲动。

上世纪新文化运动以来,学术精英从日本和西方翻译获取了一套现代学术话语。 这套话语的背景与中国几千年传统的文化土壤完全不同。 然而,由于急功近利的心态,这些精英在没有充分理解这些概念的情况下,将其作为武器来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中暴露的问题,甚至将其附加到自己文化固有的概念上(所以称为“汉化”)。 各种缺点。

一方面,这种做法没有体现出西方观念与我国传统观念的真正差异,因而无法抓住传统文化的要害; 另一方面,也给传统文化的捍卫者留下了借口。 也就是说,我认为你提到的民主、自由、平等……甚至女权等等这些词的含义,在中国古代就已经存在了。 西周已经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民主共和国”,需要您赐教。 ?

事实上,随着“国学热”的再次兴起,后一种倾向在学界可以说愈演愈烈,也被称为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大家似乎都认为,只要我们把传统中的“好东西”挖掘出来,“创造性地”穿上现代的衣服,就不需要改革开放了。 我们已经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民主法制国家。 。

这种自娱自乐的文字游戏做法,极大地败坏了思想世界的风气。 只不过是“用情感的淫秽来代替严肃的学术研究来掩盖和缓解自己的自卑感,注定是失败的”。 宜居”。

如果说以前的倾向是用“小学”考证来转移研究方向,那么这里的倾向就是用大义来欺骗那些字面理解儒学的人,阻碍人们从更深层次上把握儒学的真谛。 。 。

最后,我特别想提请大家关注当前社会生活正在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种变化几乎彻底颠倒了传统儒家文化的每一个命题,但唯一没有改变的就是人们的思维方式。

我这里所说的没有改变的是人的潜意识观念。 这就是儒家文化在当代的意义。 它只存在于人们的潜意识中,只体现在人们无意识的思维方式中。 在人们自觉的行为活动中,大家都知道这些传统的潜规则已经不适应现在的现实生活了。

只是我们知道,人们虽然不遵循这些提倡的原则,但却习惯于把它们写下来、谈论起来,希望让别人这么做,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 最奇怪的是,即使人们口是心非,言行不一致,但他们都一致认为,这些字面上的、口头上的东西仍然是绝对不容置疑、天经地义的。

这就在现在的人们中造成了一种非常有“中国特色”的心态,那就是“虽然大家都不相信那些流行在街头的冠冕堂皇的道德口号,但真正按照那些话去做的人却很少,但私下里却大家都认为这是人们应该遵循的基本行为准则。” 虽然自己做得不太好,但是他必须从小做起,教孩子们,尤其是别人家的孩子们去做。 就中国人的实际生活方式而言,无论人信仰什么,这种特色心态都是绝大多数人的心态,所以我称之为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

这种集体无意识具有极大的包容性,这意味着无论你是儒家、道家、佛教的信徒,还是20世纪30年代流行的无政府主义、三民主义、法西斯主义、科学主义等的信仰者,你都不能逃避它。 这种集体无意识主宰着一个人内心的思维方式。

可以说,广义的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中形成了根深蒂固的人格结构模式,是任何“主义”都无法轻易改变的。

只有经历了今天现实如此巨大的变化,我们才能真正体会到这种集体无意识的顽强和深刻,才能直接面对它,进行有针对性的反思。

因此,要揭示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仅仅停留在书本上是没有用的。 要深入生活本身,对中国现实有实际的生活体验和广泛的底层信息,对老百姓的生存状况有深入的了解。 亲自观察和体验,了解他们所说的和所想的。

几千年来,儒家文化一直以贴近人们的日常生活着称,但今天,研究儒家文化的学者的一个共同特点恰恰是脱离现实:

有的躲在远离大城市的偏远地方,为整个国家甚至整个“世界”构想理想的政治计划; 有的积极参与当前高层政治潮流,以寻求知识和财富,成为皇帝的老师为人生的终极追求; 有些人力求把儒家思想变成一种“行为艺术”,从内到外把自己打扮成古代儒家,享受着瞧不起群众、心高气傲的快感。

至于当今现实生活中随处可见、与老百姓密切相关的问题,如拆迁问题、矿难问题、农民工问题、失业问题等,基本上都在他们的视野之外。

事实上,这些人的所作所为比那些利用“国学热”开班赚钱的伪善儒家还要恶劣。 后者至少对中国当前时代的现实有感。 虽然他们欺骗别人,但他们不会欺骗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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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种传统的集体无意识是如何形成的呢? 应该说,与中国古代农业文明有关。

” 孔子说:“周朝当政二代,文学盛行! 我随周朝。” (《论语·八易》)又说:“殷之得失,因夏礼而可见,周之得失,因殷礼而可见。”得失可知,继周者数百代也可知”(《论语·唯正》)。

夏禹治理洪水,统治天下,创造了中国以家庭农业和自然经济为政治文明基础的国家; 商朝以商业为主,崇拜鬼神,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夏朝以农业为主的国策,而是确立了神权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权威; 周朝综合了前两代的政治制度,主张“天自见而民见,天听而民听”(《尚书·太誓》),不仅坚持这种以农业为基础的世俗政策引入了君权神授的思想,并将其转化为君王通过百姓的听闻而追求天意的政治合法性,形成了孔子看来最完整的政治制度、礼制。

三代制虽然有得有失,但基本原则没有改变。 这是基于中国自古以来以家庭为单位从事的传统农业自然经济。 这种自然经济要达到一定程度的稳定和安定,没有一个统一的、居高临下的皇权是不可能的,因为自然家庭或者宗族是靠血缘联系起来的,每个个体不需要理性去学习去参加国家的活动。 政治行动能力。

只有圣王将所有人关进笼子里,国家才能建立。 否则,只能是一片狼藉,战火纷乱,盗贼遍地,民不聊生。

儒家伦理就是应这个时代的需要而产生的,在中国几千年历史的缓慢进程中具有很大的合理性。 其基本信仰和思维方式已成为这个民族长期的生活态度。 这种生活态度已深深积淀在民族文化心理中,成为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 它所包含的核心内容,首先是一个国家的臣民对圣王或贤王的渴望。

据说孔子是一只“三个月无君,惶惶不可终日”的“走狗”。 无论孔子承认还是否认这种心态,这都是古代士大夫到普通百姓的一种潜意识感受。

当然,同一个潜意识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 儒生必须是“有学问者为官”。 他是一个卖浆卖酒的人,也尊重一切带有“官家”印记的东西。

道教徒的表现则不同,他们在个人生活中远离官场和政治。 然而,尽管他们在现实中常常表现出对权力的不屑和蔑视,但在理想中,他们仍然将“圣王”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

《庄子·大师》讲“圣人用兵”、“利世”之道; 《庄子·应帝》其实也是对理想的皇帝提出建议,这与老子“治大国”的“如烹鲜食”具有异曲同工之意。 虽然他们都远离权势,但并不是他们不想做官,只是他们不想在当今这个充满肮脏小人的世界里做官,他们渴望在古圣之下做官。国王。

至于陶渊明等“东篱下采菊,悠然见南山”的隐士,他在同一首诗中说:“屋内有人境,无车马喧嚣。我怎么问你呢?我离家很远。” 事实上,这是一种愤世嫉俗的说法,相当于说:“眼不见,心不烦。”他还写了《未遇学者情怀颂》,直接表达了没有被遇上的遗憾。能够见到他心中的圣王。

道家对儒家的批判主要是针对其虚伪性,但基本上是认同儒家所宣扬的价值观的。 所谓“黄老学派”,是老子与黄帝传奇思想相结合的产物,即学术与权力相结合。

法家本身来源于儒家思想(见郭沫若的《十批判》和熊十力的《元儒》)。 虽然它向着政治实用主义的一个方向发展,反过来指责儒家空谈误国,但它并不只是批评儒家的社会制度。 除了理想不切实际之外,他们从来没有说过理想本身的坏话(这与道家对儒家的批判类似),而是将其视为愚弄民众不可或缺的治理工具。

相传赵普是宋太祖的重臣。 他善于为官,但不擅长学术。 他自称“以半部论语治天下”。 儒家学者早已为这句话感到自豪,没有人听到其中的嘲讽。 至于墨家,除了主张兼爱,与儒家主张异爱不同外,《归义》、《商通》等篇中的观点,所谓“同世之义”,即: “天下苍生皆同于天子”,“天子亦概括天下之义,以与天同”,最终的归宿如出一辙。儒家思想。

儒家虽有“和而无异”之说,但只是针对具体事物而言。 这与墨家“同天”是一致的。 据说墨子本来是孔子的学生,后来自立学派,成为当时与儒家并存的两大思想流派。 这是可信的。 然而,由于墨子的学说在政治上不具有可操作性,尽管他日夜游历权贵之中,却没有人采纳他的思想。 不久他就衰落了,几乎被人们遗忘了。

另外,军事家、名家、阴阳家、政治家、杂家、农民、兵家(医学、占卜、占星、平等等)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最终都着眼于“天下”。构建治国之道。 和沟通,总是寻找机会向国王献上自己的技艺,寻求赏识。 总之,各流派各门派虽然都有自己的学术研究,但实际目的并不是为了发展学术,而是为了扩大影响,希望能够被上面当权者注意到。 最终,他们不得不迎接干渴的国王“礼义”“土地被纳入他的指挥之下。

为此,各派不惜采取各种卑鄙手段,对其他对立流派进行陷害、指责、批评、谩骂,落井下石,甚至互相残杀(如孔子谋杀邵正茂)。 然而,真正思想丰富的学术辩论实际上很少。 。

因此,我认为先秦时期所谓的“百家争鸣”的时代,实际上应该改名为“百家争宠”,即各家各派竞相争夺。用自己的意见来赢得国王和有权势的人的青睐。 这是我2014年10月在北京参加“公共性与公共领域”国际学术研讨会时提出的观点。当时有一些德国汉学家质疑我关于中国从来没有公共空间的说法,说先秦时期不是百家之争。 公共场所?

我的回答是,这不是“百家争鸣”,而是“百家争宠”,而且是一场极其可怕的非学术竞争。 不仅失宠者惊慌失措,就连商鞅、韩非子等得宠者,结局也极其悲惨。 一个被权贵撕碎,一个被同为法家的李斯陷害而死。 哪有学术自由? 这种争宠心态,是广义儒家精神在各流派各派之间集体无意识的体现。 这种集体无意识如此顽固,就连西方的佛教传入中国也立刻变味,成为辅助主流意识形态治国平天下的精神力量。

这种向往权力的文化心理,作为一种潜意识,仍然普遍存在于中国的知识分子中,甚至是理工科专业的知识分子中。 也见于国家设立的各种奖励科研的政策和基金中。 当然,它设定了一个核心目的:解决国家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 从上到下,几乎没有人认为这样规定科学研究目的有什么问题; 但有人不断问,为什么中国的科研始终不出大师级的人才和成果?

但不可否认的是,儒家思想所依据的集体无意识,在中国几千年的农业自然经济条件下,是适合当时社会普遍状况的。 这也是为什么它能够渗透到百家思想乃至后世的原因。 在五四以来的佛教和现代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中,它被视为一切思想活动不言而喻的前提。

从这个意义上说,说中国文化是儒家文化并没有错,但这种儒家思想是儒家思想的放大版。 我称之为“大儒”文化,包括道家、佛法、墨家、佛教以及中国现代文化。 包括启蒙思想家在内,就连高呼“打倒孔家店”的五四“新青年”也不例外。

这种情况30多年来才第一次得到改变。 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引入导致了中国存在数千年的自然经济的解体。 数以亿计的农民离开了世代赖以生存的土地,到城市务工,动摇了中国人民几千年不变的生活方式。 也悄然打开了儒家集体无意识的文化心理背景的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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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新批评”的时代背景。 一般认为,20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只是五四时期启蒙运动的翻版,是一次整顿蒙昧主义的尝试,并没有什么特别新的东西。

这通常是正确的。 所以后来,人们再次远离了80年代的启蒙运动,似乎很容易认为它“过时”了。

然而,这些自称“反思”20世纪80年代启蒙运动的人,也并没有反思出任何新的见解。 而是直接拿出几千年的老古董,美其名曰“国学”。

单从“国学”这个名字,我们就可以看到千百年来始终如一的集体无意识的痕迹,那就是任何带有“国”字头的学说,都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占据权力的最高点。 从而在“百校争宠”中脱颖而出。 看来这才是正宗的皇家品牌。

无数年轻人因此而误入歧途。 从小被灌输给他们的集体无意识,让他们几乎自然而然地接受了“生在中国,怎么能是中国人”这样听起来合理甚至自然的论点。 读完经典就忘记祖先如何?”“连自己文化的根源都不懂,怎么谈知识呢?”“学以致用,学习的目的是为了服务人民。”国家。”

这些论点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但问题是还有其他观点不一定与它们冲突,而是不同。 在这些论点的强大压力下,它们被认为不合适而被驳回。 在这些观点的争论中,学术问题变成了政治问题,甚至道德问题。 任何不同意这些论点的人都会被视为另类,受到压制和边缘化。

一些从事中国研究的人有时会感到委屈,因为他们认为自己也受到了打压,属于学术界的“弱势群体”。 但这并不是真正的问题。 只要数百种思想流派争夺青睐,只有少数流派会受到青睐。 孔子不是一生郁郁寡欢,惊慌失措吗? 后来,法家得到了青睐。 后来董仲舒“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成为“术”。 事实上,儒家和法家是分别受到青睐的。

因此,存在着不同的被打压和被冷落的情况。 有些人在争夺青睐的过程中被排除在外,并被其他更受青睐的力量所掩盖; 而有些人根本不被邀请受宠,甘愿被边缘化。 只有后者真正开始尝试突破集体无意识的恶性循环,开辟一条新的学术道路。

当然,这并不容易。 比如,学习西学的人总是不由自主地将自己的知识视为治国平天下不可或缺的工具。 包括我自己,我想通过学习西方哲学思想来“改变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从而真正走出中国在当今世界面临的困境。 这个目的给了我学术研究强大的动力。

当然,除此之外,我还有一个并行的目的,就是对西方哲学思维方式本身有极大的兴趣,想就普遍的人生哲学问题与西方哲学家实现某种对话和交流,即使可能的话,想出一些创造性的想法来深化问题本身。 后者的目的属于“纯粹学术”的范畴。 中国近代学术史上不能说没有先例。 然而,它常常被前一个目的(属于“现实主义”范畴)所掩盖。 因此,其力量极其微弱,不足以支撑学术领域的学者。 知识不断进步。

我的“新批评”认为自己在这一点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就是通过对自己身上的集体无意识的自我反思和批判,与其保持必要的距离,尽量减少其对学术的影响。 虽然受到研究本身的干扰,但仍然保留着对学术研究的推动力。

我知道要完全摆脱它是不可能的,但只要我有足够的自我批评精神,这种集体无意识的负面影响是可以控制的,它的积极影响是可以适当利用的。

事实上,知识分子作为人类社会的精英,关注社会现实。 即使是那些致力于数学和自然科学研究的科学家也具有社会意义,他们本身也具有社会意义。 你必须清楚这个意义。 西方知识分子虽然不像中国传统士大夫那样具有社会使命感(所谓的“忧患意识”),但他们仍然经常表现出改善社会的想法,往往通过攻击和批判现实社会,或者诉诸上帝的公义。 方法,在人文知识分子中表现得更为直接。

However, one fundamental difference is that Western intellectuals have a clear sense of independence of their own identities and more consciously maintain a certain distance from secular power. Their academic research is not for the purpose of becoming officials, but has their own purely academic goals. 。

Therefore, we cannot say that Western intellectuals do not care about social reality and only engage in pure knowledge. We can only say that their arrangemen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ure knowledge and social reality is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scholar-bureaucrats, or even reversed. This reversal is just right for our times. Ours is a topsy-turvy era, where everything is upside down ("transformation" is just a euphemism).

This kind of reversal began more than a hundred years ago, but it always "smoothes" over after a period of reversal. The reason is that this kind of inversion is not a deep-seated inversion, nor is it an inversion that touches the collective unconscious.

One of the biggest advancements of "New Criticism" is to turn this criticism into self-criticism of the critic himself, thereby penetrating into the depths of his own collective unconsciousness. This may seem like a private soliloquy, but it shows a silent destruction of the most stubborn foundation of the entire national tradition.

From now on, we no longer have any ready-made foundation to rely on. Everything must rely on the creation and choice of our own individual free will.

Of course, in the face of this kind of freedom, the most likely choice for a nation that has never experienced freedom is to escape from freedom and return to the traditional matrix; but under contemporary realistic conditions, this has become a fantasy or illusion. All conscientious and motivated Chinese intellectuals should see this situation clearly, do everything they can to promote the "evolution of enlightenment", and consciously resist the current countercurrent that is prevailing and will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traditional culture, that is, "Great Confucianism" Cultural criticism is advanced to a new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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